春秋繁露 PDF

《春秋繁露》是董仲舒的代表作，也是研究董仲舒思想的主要资料。 董仲舒是西汉时期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也是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极大的重要思想家之一,上承孔子,下启朱熹,成为儒学发展中的关键人物，为奠定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董仲舒约生于公元前198年,约卒于公元前106年。早年专心研究《春秋》公羊学,...

《春秋繁露》是董仲舒的代表作，也是研究董仲舒思想的主要资料。 董仲舒是西汉时期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也是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极大的重要思想家之一,上承孔子,下启朱熹,成为儒学发展中的关键人物，为奠定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董仲舒约生于公元前198年,约卒于公元前106年。早年专心研究《春秋》公羊学,在汉景帝时代任经学博士,并教授很多弟子。他专心研究时，曾经三年不去看自己的园圃。他的学生很多，都是由几个先来的学生从董仲舒那里学习后，再去教其他的学生。有的学生在董仲舒那里学习了几年，还没有见过董仲舒的面。汉武帝时代，他参加对策，连续三次得到汉武帝的赏识，被任命为江都相。这三次对策的策文主要讲了天人感应的问题，后人称为"天人三策"。任江都相期间曾一度任中大夫。后从江都相调任胶西相。不久，由于年老，又不得志，辞职回家，专心从事著述和教学工作。他虽然穷居陋巷，朝廷有些议而不决的事，还派廷尉张汤等去向他咨询。董仲舒的著作由后人汇编成一书，汉代时称《董仲舒书》，后来称《春秋繁露》。班固《汉书·董仲舒传》收入董仲舒的《天人三策》，集中反映了董仲舒的政治哲学思想。这些学术成果是研究董仲舒思想的可靠资料。另外，董仲舒培养了一大批学生，其中著名的有赢公(汉昭帝时任谏议大夫)、褚大(任梁相)、吕步舒(任丞相长史)、殷忠(《汉书》作段仲)等。在当时社会上有一定影响的弟子约有几百人。他的子孙也都因为有学问而当了大官。董仲舒的学生及后学著名的还有睦孟、孟卿、严彭祖、颜安乐、刘向、王彦以及东汉何休等。西汉另外两个著名的公羊学大家：一个是胡母子都，另一个是他的弟子公孙弘。公孙弘当了大官，没有从事教学工作，因此没有弟子。董仲舒以后，研究公羊学的学者大都是董仲舒的弟子或再传弟子和后学。西汉时公羊学很盛行，在政治上影响很大，实际上是董仲舒思想对于政治的影响的结果。因此，汉代思想家认为董仲舒"始推阴阳，为儒者宗"(《汉书·五行志》)。刘向说:"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亡(无)以加，管、晏之属，伯(霸)者之佐，殆不及也。"(《汉书·董仲舒传》)刘向认为董仲舒是王者的助手，与商汤的助手伊尹、周武王的助手吕望差不多，管仲和晏婴只是霸者的助手，比不上董仲舒。刘向的儿子刘歆虽然不认为董仲舒超过管仲和晏婴，但也承认董仲舒在西汉时期"为群儒首"(同上)，是当时儒者的首领。东汉王充是一个特立人物，轻易不盲从别人所说,一切思想都要经过自己重新思考,再作判断。他认为董仲舒是孔子的真正继承者。他说:董仲舒"虽无鼎足之位,知在公卿之上"(《论衡·别通》)。又说:"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论衡·超奇》)他认为董仲舒是周文王、孔子学说的正宗传人,是圣统的继承者。用现代话说,那就是当代圣人。这当然是极高的评价。董仲舒思想的影响还可以从当时的一些著作中反映出来。例如,东汉章帝召集白虎观会议，天下经学大家聚会，讨论经学中的不同意见，最后由皇帝"称制临决",由史学家班固·写成会议纪要,名曰《白虎通义》。在《白虎通义》中多次引用董仲舒的说法来论证一种观点，如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春秋繁露·基义》)。《白虎通义·三纲》说："三纲法天、地、人。"董仲舒在《五行对》中首先提出"五行莫贵于土"，《白虎通义·五行》也采用了这种说法。另外,董仲舒的"王者有改道之文,无改道之实","未逾年之君，当称子",还有灾异遣告说、性情阴阳说,也都被《白虎通义》所采纳。在西汉盐铁会议上,也有人引董仲舒的说法作为争论的理论依据。东汉许慎编《说文解字》，也采用了董仲舒的一些说法。如对"王"的解释，就用董仲舒的说法。许慎是被称为"五经无双"的精董通经学的人物，在编这种权威性的字典时,也采用了董仲舒的说法,说明董仲舒的思想在当时是有权威性的。 董仲舒在当时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影响呢?这跟他的思想能适应当么时社会的需要有关系。哲学可以大体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求真的科学哲学,二是求善的政治哲学和宗教哲学,三是求美的艺术哲学。董仲舒的思想从总体上说,是求善的政治哲学。他的思想体系是政治哲学思想体系。他的这个思想体系,用最简单的两句话来概括,就是"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繁露·玉杯》)。 "屈民而伸君",就是要全国人民都要服从国君即皇帝,这是董仲舒对历史教训的一个重要总结。周代末年,诸侯强大,不服从周天子,于是天下分裂,整个社会陷于长期战乱的春秋战国时期,民不聊生。人民社要过安定的生活,就需要社会稳定。为了社会稳定,就要确立天子的权需威。"王权是社会秩序的代表"(恩格斯语)。只有"屈民而伸君",才能建立稳定的社会。在汉景帝时代,由于吴楚七国叛乱,曾经破坏了安定的秩序,给人民带来严重灾难。董仲舒亲身经历这一场灾难,总结教训，他认为必须让所有的"民"都服从天子，实现政治上的大一统，才能稳定社会的秩序。这个"民"，主要是指那些地方上有政治实力的诸侯国王，因为只有这些人物才是不稳定因素，才会有分裂国家的可能性。这就是董仲舒所谓的政治"大一统"。提倡"大一统"，强调统一，反对分裂、防止分裂的重要思想是当时有远见卓识的理论,也是针对当时分裂危险而提出的非常先进的理论。"屈君而伸天",这是说国君要服从上天。全民统一于皇帝,虽然防止了分裂，又产生了另外一个倾向------极权专制。秦朝结束了春秋战 国数百年的纷争，虽然政治统一了，却由于皇帝极权专制，不受约束，也一样导致天下大乱。董仲舒从另一个方向总结了历史的教训，提出"天人感应"、"屈君而伸天"这个问题，就是要用天的权威限制皇帝的权威，就是想给皇帝戴上精神枷锁。 上天是什么？天有什么意志？谁也不知道。但是，董仲舒说，天意是可以从自然现象中研究出来的。董仲舒用一套天人同类、同类感应的理论来解说天意，一方面继承了过去的天命论，另一方面把当时的阴阳五行学说与天命论结合起来。他认为:人,特别是皇帝的思想行为,会感动上天。上天会根据皇帝的言行作出表态，并通过自然现象表达出来。如何表达?这是董仲舒的解释:上天用灾害(旱灾、水灾、虫灾等)和怪异(山崩、地动、母鸡报晓等异常现象)来批评、警告皇帝。皇帝如果改正错误,这些灾异就会自然消失。如果皇帝执迷不悟,那么上天就会让皇帝身败名裂,重新选能够保护人民的人当皇帝。如果皇帝为人民做了好事,上天也会用祥瑞来表示赞赏,祥瑞包括嘉禾、灵芝、甘露、龙凤、瑞草等。简单地说就是:天下出现灾异,就是上天对皇帝的批评;天下出现祥瑞,就是上天对皇帝的表扬。皇帝是封建时代政权宝塔尖上的人物,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一般官员给他提意见,不受重视,不起太大作用。但是一说到天，他就不敢不认真听取。皇帝有什么错误，当官的不敢提,或者提了也没有用。有了董仲舒的这一套理论,等于有了向皇帝提意见的精神武器,当官的就可以利用当时的一些天灾或者什么怪异来解说天意，给皇帝提意见。皇帝把这种意见看成是天意，认真听取，并且加以改正。董仲舒的这句话，就是说皇帝要听上天的，天又是按儒家思想塑造出来的，归根到底，皇帝要听儒家的。也就是说，要用儒家的思想统一全天下的思想。上自天子皇帝，下至百官万民，都要遵循儒家思想,都要以儒家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在这里,"大一统"在思想上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关于这一点,董仲舒在对策中曾向汉武帝提出建议："《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守矣。"这是用"大一统"来讲"独尊儒术"问题的重要论述。独尊儒术以后,司马迁说："孔子布衣，传十余世，自天子以至庶人论六艺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史记·孔子世家》)这是第一次出现"至圣"这个词。司马迁编《史记》,以天子为纪年,是最高级别的"本纪",其次是诸侯,是第二等级的"世家"，第三等级是名人的"列传"，再下一级则是一类人的合传，如《循吏列传》、《酷吏列传》、《游侠列传》、《佞幸列传》、《滑稽列传》、《货殖列传》。先秦百家争鸣,有许多派别的重要思想家,只有孔子列入"世家",与诸侯并列;也只有孔子的弟子作为群体被列入"列传",有《仲尼弟子列传》；作为学派的群体，包括历代儒家，收入《儒林列传》。这三项都是所有其他各家各派没有的待遇,只能说明司马迁所生活的汉武帝时代确实独尊儒术,否则就无法解释。从此以后,儒家思想成为中华民族的统治思想，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主干。儒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升到独尊地位,董仲舒起了关键的作用。孔子也因此成为"历代帝王师"。 董仲舒这种思想也是历史经验的总结。秦朝皇帝不信上天，为所欲为,以天下奉一已,搅得天下大乱,民不聊生。秦始皇是无法无天的。至高无上的权力没有受到制约,就要产生严重的腐败,这是普遍规律,也是东西方思想家的共识。因此，董仲舒认为需要给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皇帝加上精神枷锁,使他的个人欲望受到一定的限制。这样,社会才能安定,人民才能过上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董仲舒抬出天命论,是社会政治的需要;加以改造,是为了适应社会的需要。 总之,董仲舒的政治哲学、核心思想是"大一统"。"大一统"分两个方面：一是政治上的统一，统一于皇帝；二是思想上的统一，统一于儒家思想。儒家思想以天的形式，凌驾于政权之上。董仲舒讲的天人感应，形式上是神学目的论，而实质上还是儒家的政治哲学。他讲的"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实质上是等级社会的均衡和谐,均衡就是要相互制约，相互制约才可能和谐。 董仲舒的政治哲学具体内容主要有: 一、德治。董仲舒认为政治统治主要有两手:德与刑。他认为好的政治总是以德治为主,刑治为辅。他以天来讲这个道理。夏天,万物生长,是天重德的表现;冬天,是行刑政的表现,这时万物都已经躲藏起来了，这说明天把刑放在空处。因此实行好的政治也应该实施德治，刑要设而不用;给人民多一些恩惠,尽量避免使用刑罚。 二、调均。董仲舒认为,贫富两极分化,最容易导致天下大乱。"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春秋繁露·度制》)。贫穷的人当强盗,富裕的人为非作歹,这样社会怎么能安定?因此董仲舒认为政府应该进行调均工作,使富裕的人能够显示自己比别人高贵,但没有横暴乡里的资格;使贫穷的人年成好时一年都能吃饱饭,年成不好时也不至于饿死,上可以赡养老人,下可以抚养子女,他们能够这样生活下去，就不会去当强盗。 三、不与民争利。调均的政策是好的，要实行起来还比较困难。难在何处？难在当官的要与民争利，当官的有权有势，又有雄厚的资本，平民百姓自然争不过他们。董仲舒说，动物有四条腿的就没有翅膀，有翅膀的就只有两条腿。有上齿的就不长角(马),长角的就没有上齿(牛)。天生万物时，都不能兼给两方面的条件(兼予)，人自然也不能得双份利益。当官的有了俸禄，就不应该再利用其他手段获取利益。他举了公仪休的例子。公仪休是鲁国相，有一天，他吃到自己家种的葵菜，就把自己园中的菜都拔掉，认为自己拿了俸禄，还种菜，这是与菜农争利。他的夫人自己织布,他认为这是与女工争利,便把妻子休了。这又就是所谓"拔葵出妻"。他引了孔子的话"不患贫而患不均",来证明他的调均思想。调均的关键在于当官的要不与民争利，当官的能够接受这种调均思想，怎么会有贪污受贿的事呢？怎么会有假公济私、以权谋私、结党营私这类肮脏的事情呢？ 四、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当官的要不与民争利,可以把董仲舒这两句话作为座右铭。强调道义，办一切事首先应该考虑的是道义,不能只考虑自己个人的功利。道义与功利的区别在于,道义是为人民的,功利是为自己的。有些事从表面看,好像是为人民的,而出发点却是为了私利。例如有的人搞所谓纪念碑工程,不管人民是否急切需要,他就下令大兴土木,建筑楼堂馆所,为自己树碑立传。董仲舒认为不要计较个人的功利，对于人民的功利，实际上就是道义，应该正确推行。因此，所谓不要功利，是后人的误解。作为一个有文化素养的人来说,重道义是完全应该的。对于当官的人来说,重道义是责任,是使命，更加忽视不得。 五、董仲舒对于仁政曾经提到一些具体措施：一是塞并兼之路，限定每个人所占的土地，不允许任何人占有过多的土地，这是当时国家和人民的最重要的资源；二是盐铁经营权归还给人民，反对由政府来垄断经营；三是除去专杀奴婢的特权；四是减轻人民的负担，"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 董仲舒的思想对后代有很大的影响。北宋的司马光说"吾爱董仲舒"，南宋的朱熹称董仲舒为"纯儒"，并把他的"正谊"、"明道"两句话写入学规。清代有一大批学者研究并重新评价公羊学，同时也给予董仲舒以充分的注意。清代著名公羊学者有孔广森、庄存与、刘逢禄、龚自珍、魏源、凌曙、戴望、陈立、王闿运、廖季平、康有为、苏舆、皮锡瑞、唐晏、等。他们对董仲舒思想给予很高的评价,对于他的天人感应说进行批评的同时,也给予理解,认为是当时时代的需要。凌曙《春秋繁露注》、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康有为《春秋董氏学》都是在学术上有一定影响的著作。 董仲舒一生的功业,可用一副对联来概括: 上承孔子，下启朱熹，始推阴阳，为群儒首；前对汉武，后相江都，初倡一统，罢百家书。 《春秋繁露》十七卷,八十二篇，自宋朝以降即阙文三篇，实存七十九篇。本书以《春秋繁露义证》(苏舆撰，钟哲点校，1992年中华书局出版)为底本,参以他本,汇校勘定。《春秋繁露》宋本已不多见,南宋楼钥于宋宁宗嘉定四年(1201)整理刊刻此书，始得八十二篇，此即现存最早的南宋江右计台本，后存于明《永乐大典》中。清乾隆年间，馆臣据此对勘,补1121字,删121字,改定1829字,是为"官本";随后聚珍版(即活字版。清乾隆纂修《四库全书》，命馆臣择罕见之书校正刊行，由户部侍郎金简主管此事。金简以枣木制活字25万余,用以排印,力省功多。因活字之名不雅,赐名"聚珍版")《春秋繁露》面世,为诸家所关注。乾、嘉之际出现的《春秋繁露》两大校本\--卢文招校本和凌曙注本，均以聚珍本为主，所不同的是卢本参以明嘉靖蜀中本及明程荣、何允中两家本,凌本则参以明王道焜及张惠言读本。宣统元年(1909),苏州人苏舆(?-1914，字厚庵)兼取卢本和凌注，又得明天启本，撰成《春秋繁露义证》,是目前为止较完善的本子。故本书以之为底本,个别地方酌取他本。本书作者都曾参加过《春秋繁露》的校点工作。周桂钿与张世亮分工合作承担了《儒藏精华编:春秋繁露》的整理校点任务,业已完稿。除此之外,周桂钿还两次参加了《春秋繁露》的校点工作,第一次是由钟肇鹏先生主编的《春秋繁露校释》,校释其中《竹林》与《精华》两篇。后来又与李祥俊、李英华、鲍世斌、周兵、胡永中、章伟文以及山东的朋星同志一起参考此书,重新做了注译,出版时书名为《春秋繁露》,由周桂钿与朋星主编,山东友谊出版社以《中国儒哲十大名著》一套书(另有套书主编)的名义出版。这次中华书局要将《春秋繁露》列入"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系列加以出版，于是作者即以此书为蓝本，重新做了大量的校改工作,不仅从文字上进行了细致的校勘,还从思想上进行了阐发,并将研究心得融入注释与翻译之中,突出了思想性;别人有创见的注释成果，一般都标出注者的姓名；译文改动也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