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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行为缘何背离政治立场：兼论民粹政治的形成 ——基于“拉丁晴雨表”的实证研究 摘 要 本文通过对拉丁美洲地区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探讨了选民投票行为背离其 政治立场的现象，特别是抗议性投票的形成及其背后的心理和经济动因。研究表 明，一方面，当选民对未来经济预期感到乐观时倾向于获...

投票行为缘何背离政治立场：兼论民粹政治的形成 ——基于“拉丁晴雨表”的实证研究 摘 要 本文通过对拉丁美洲地区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探讨了选民投票行为背离其 政治立场的现象，特别是抗议性投票的形成及其背后的心理和经济动因。研究表 明，一方面，当选民对未来经济预期感到乐观时倾向于获得更高的风险偏好能力， 更可能采用抗议性投票行为；另一方面，当对现任领导人的施政表现感到不满时， 选民也更加倾向于选择抗议性投票表达不满。此外，支持社会改革的选民更容易 选择激进或非主流的政党，以推动变革。本研究的结论对理解拉丁美洲的民粹政 治和民主制度的稳定性以及世界民粹主义政治具有重要意义，强调了经济状况、 领导人表现和改革诉求在影响选民投票行为中的作用。 关键词：抗议性投票；投票行为背离；民粹政治；政治信任 引言 关于选举制度的研究，政治学界从理论和实践上都已经有了许多的探讨，这 些探讨大多聚焦于制度互动和依赖于这些制度形成的新的政治格局。从这种研究 视角上来说，旧的选举制度研究是一种十分经典的政治学思维，侧重于国家中的 力量博弈和其动因，尚不能完全将投票行为从整体性和归一性的集体或制度话语 体系中解放出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从旧的政治学研究视域切入到民主选举和 投票行为的研究中，所以能够接受的是一种类似于动员体制的整体结构，是一种 从“乌合之众”的社会心理学而非政治心理学范畴出发的研究。 当然，不可忽视的是，既有的选举和民主政治研究是是目前以及今后很长一 段时间内对当前政治现实进行研究的理论基础和重大创新的立足点，特别是面向 迪韦尔热定律等模式化的政治形式所进行的思考，在同新的历史时期相互动的过 程中，能够产生更新的理论价值。本文所采取的研究视角就是希望从传统的选举 行为研究出发，逐渐将社会心理学和建构主义的视角导向政治心理学和结构主义 的视野，从一定程度上回应对于既有政治研究来说的新情景。当然，关于策略性 ① 投票，从纯粹心理学和行为科学出发的研究也并不鲜见，如“弃保效应” 等既 有的研究也能够在相当程度上解释这一现象的存在。因此，相比于这些研究，本 文所需要进一步加以诠释的是一种更为消极的政治态度，即偏好两极以外的“无 所谓”。本文在综合既有对于选举制度和投票行为研究的基础上，参考选举行为 主要的样本选择，选取拉美作为研究区域，期待通过 Logit 回归、Probit 回归等 方式检验和揭示投票行为偏离背后的逻辑动因和个体心理学观点。在本研究中， 背离政治立场的投票行为被创新性地纳入了“抗议性投票”的概念范畴，以期获 得更多的有力的理论支撑。 一、 研究背景和文献综述 国际政治和各国国内政治的可预测性正在下降，这一方面是制度语境在发展 中走向固化、乃至部分崩塌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各国政治高度意识形态化的非 理性政治的体现。从民众和公共意愿出发的非理性政治（或“情感政治”Politic al Emotions）要从非制度、非正式语境走向制度语境乃至发展成为政府行为、国 家意志，在当前形式下，在多数具备具备比较完善的民主制度体系的国家，往往 是通过选举进行的。在对这种政治模式的研究中，我们不仅注意到非真实政治系 统（如社区领袖、文化领袖）的作用；也意识到，在目前的政治环境中，选举对 此种政治的表达和影响。我们观察到，在刚刚过去的 2024 年美国大选中，马斯 克的参与似乎从实际角度再一次重申了选举研究在政治不稳定性研究的特殊意 义。此外，从研究的角度来说，选举作为一种非正式与正式政治系统的交互产物， 不仅充当两者间的桥梁，而且在实际中也将非正式政治系统的不稳定性放大输出 ① 多见于对于对我国台湾省的选举研究中，常指某政党或候选人为担忧同质性的其他政党候选人瓜分选票， 就会喊出“弃保”的口号，希望选民将选票集中在有机会胜出的候选人身上。 1 到了正式系统或制度之中，进而塑造了制度稳定性和政治不稳定性的矛盾关系。 这种矛盾关系当然不仅是由于非正式政治系统的外溢而导致了整体的不稳定性， 另一方面又因为制度语境的固化程度已然到达了我们将之视作一种技术形态而 非政治形态的地步，于是这种制度语境变成了整体政治的一种不可否定的政治正 确和制度化、稳定化、规范化的政治意识的表征。这种技术制度阻止不了非稳定 性，因为它也从程序正义的角度在肯定了它本身的同时放纵了非稳定因素。在这 ① 一方面，终于，那些建制主义和民粹主义达成了统一。 建制主义者从理念的高 度肯定这种系统的至高正义性，这种观念来自于对稳定性追求和政治意识，进而 也是这种追求导致了对民粹主义的妥协；民粹主义者则可以欣于如此轻而易举地 将其观念扩散到正式的政治系统，从形式的角度呼唤着制度合理性。坦白而言， 从这种角度来说，很多选举和民主自彰的国家和地区，在顶层上本质上恐怕不存 在第二个政治意识，本质上是由自由主义的思想保守主义所规定。在这种条件下， 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是一条基本规则，但也正因如此，制度的合法性并不牵涉其 所反映的政治意识的合理性；那么，从这种政治制度中反映出来的政治意识尤其 变得可疑了。以上种种，都是为了说明在目前的政治环境中，诸如选举的政治制 度隐含着一种导向不稳定性的消极的成分，对这种不稳定因素的研究只有深入到 选举行为的研究中去才能真正了解处于两种政治系统交界处的政治行为和认知。 （一） 选举制度和社会背景 在选举过程中，政治文化和社会心理因素对选民的投票行为产生着深远的影 响。政治文化是指一个社会群体或国家的政治传统、政治价值观念、政治习惯和 政治信仰的总和，它为选民的政治行为提供了基本的框架和规范。社会心理学则 关注个体或群体的心理活动和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它有助于解释选民在政治文 化背景下的具体投票决策。近年来，关于西方选举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制度设 计和其对政治格局的影响方面，而对微观心理学和选民的具体投票行为的关注相 对不足。 在对选举制度的微观理论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起点是 Duverger（1963）， 其提出的“杜瓦杰定律”指出，多数制选举制度倾向于形成两党制，而比例代表 ② 制有助于多党制的形成。 传统的选举研究往往集中在制度设计对选举结果和政 党体系的影响上。尤需要注意的是，伴随冷战的结束，民主和选举研究的范式长 期局限于欧美政治模式本身，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政治学研究中视野的局限 性。例如，李帕特（Lijphart , 1999) 在《民主模式》一书中，比较了不同民主 ③ 制度的表现，并指出选举制度设计对政治系统的稳定性有着决定性作用 。尽管 当时行为科学研究已经不再是什么新鲜事，如 Cox (1997) 提出选举制度的机械 ④ 效应和心理效应，虽然提及了心理因素，但对选举行为分析依然偏重于制度的设 ① 扬-维尔纳·米勒：《什么是民粹主义？》，上海：译林出版社，2020 年，64 页-73 页。 ② Duverger, M. Political Parties: Their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in the Modern State. New York: Wiley, 1963. ③ Lijphart, A. Electoral Systems and Party Systems: A Study of Twenty-Seven Democracies, 1945–199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④ Cox, G. W. Making Votes Count: Strategic Coordination in the World's Electoral System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2 计和宏观影响，特别是尤其集中于群体心理的影响，本质上带有极其强烈的制度 主义和现实主义偏好。当然，从 1974 年“康乃馨”革命开始的第三波民主化浪 潮在催生了大量“添加形容词的民主”（democracy with adjectives）的同时， 也加速催化了在民主政治和其外延各领域比较政治的发展 。同期，Blais 和 Dob ① rzynska (1998) 在比较视角下研究了选举制度对政治行为的影响②，虽然涉及选 民的行为，但其核心仍然是从制度视角展开的。得益于从比较政治视角进入的全 面性思维和地缘政治、区域国别研究的深入，针对民主范式多样性的研究也逐渐 引入了部分出于个体受众的心理研究。诺里斯（Pippa Norris, 2004）在《选举工 ③ 程：投票规则与政治行为》中分析了不同选举规则对政治行为的影响 。然而， 这些研究大多从宏观层面进行分析，注重制度对选举结果的机械性影响，对选民 个体的心理过程和决策机制关注较少。尽管宏观层面的选举研究对理解政治系统 的整体运作至关重要，但忽视了选民行为中的微观心理学因素。这些因素对选民 的投票决策有着重要影响。Hibbing 和 Smith (2015) 在《政治行为的心理基础》 中指出，选民的情绪和认知过程是影响其投票选择的重要因素，但传统的选举研 究很少考虑这些因素 。同样，Marcus (2016) 强调了情绪在投票行为中的作用， ④ 指出选民的情感反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政治选择 。Huddy 和 Sears (20 ⑤ 21) 研究了社会身份如何影响选民的投票行为，强调了社会心理学在选举中的重 要性 。而 Lodge 和 Taber (2018) 提出的“合理化选民”理论则进一步挑战了传 ⑥ 统的理性选择模型，认为选民往往会通过情感和认知过程来合理化他们的政治选 ⑦ 择，这一观点表明，投票行为的决策过程远比简单的成本收益分析复杂 。许多 研究探讨了选民如何利用启发式简化政治信息，指出在面对复杂的政策问题时， 选民往往依赖简化的决策规则，如政党标签或候选人的个人特征。这一研究表明， 心理学机制在选民的投票决策中起到关键作用，但目前选举制度的研究对这些微 观过程重视不够。Brader (2016) 通过分析竞选广告的情绪影响，揭示了情感如 何改变选民的投票行为 。类似地，德鲁·韦斯滕(Drew Westen, 2013) 在《政治 ⑧ 头脑》中指出，选民的情绪反应对其政治决策有直接影响，这些研究进一步突显 ⑨ 了选举行为中的情感和心理因素 。 ① 刘瑜. 民主稳固还是民主衰退: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进展与困境[J]. 探索与争鸣,2020(10):78-91. ② Blais, André, and Agnieszka Dobrzynska, "The Impact of Electoral Systems on Political Behavior: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31, no. 3 (1998), pp. 341-367. ③ Norris, Pippa, "Electoral Engineering: Voting Rules and Political Behavio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④ Hibbing, John R., and Kevin B. Smith, "Political Behavior: The Psychology of Politics," Political Psychology Journal, vol. 25, no. 3 (2019), pp. 287-302. ⑤ Marcus, George E., "Beyond Rationality: The Role of Emotions in Voting Behavior," Political Studies, vol. 35, no. 1 (2016), pp. 120-145. ⑥ Huddy, Leonie, and David O. Sears, "The Impact of Social Identity on Voting Behavior," Journal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16, no. 4 (2021), pp. 412-430. ⑦ Lodge, Milton, and Charles S. Taber, "The Rationalizing Voter," Journal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30, no. 2 (2018), pp. 320-340. ⑧ Brader, Ted, "The Emotional Voter: The Impact of Emotions on Voter Decision-Making," Journal of Political Marketing, vol. 10, no. 3 (2016), pp. 183-204. ⑨ 德鲁·韦斯滕：《政治头脑》，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 146 页-158 页。 3  总体而言，相较于传统的经典政治学、制度主义研究和公共选择理论的观点， 现有的选举研究已经大大超越了既往对于其研究视野的批评，但在总体上对制度 层面的关注仍然远远超过了对选民微观心理过程和投票行为的关注。特别是在目 前的许多研究中，所谓心理学的关照实际上是以“社会心理学”替代“政治心理 学”；而对于个体心理的研究和剖析一笔带过，只是以形式化的模式心理把握群 体，最终难以摆脱重新回到宏观政治视野的角度。未来的研究应更多地结合政治 心理学的理论框架，以更好地理解选民在复杂政治环境中的行为机制。同时，应 加强对情绪、认知偏差以及认知社会身份等心理学因素在投票行为中的作用的探 讨，以便为选举制度的设计提供更为全面的理论依据。 （二） 抗议性投票的影响与影响机制 1. 抗议性投票的内涵与理论发展 抗议性投票（Protest Voting）是一种特殊的投票行为，选民通过投票表达对 现有政治体系、政党或候选人的不满。这种行为可以表现为投票给非主流候选人、 投空白票、废票，甚至选择标志性的“以上皆非”选项（Negative Voting） （D ① amore, Waters, & Bowler, 2012）。抗议性投票的主要动机通常是对政治精英、 现有政策和体制的不信任（Myatt, 2017） 。Alvarez（2018）对抗议性投票进行 ② 了全面分类，认为这种投票行为包括对现有政治的不满、对政党制度的抗议、以 ③ 及对候选人无能的反感 。在抗议性投票理论的实际运用中，结合对具体政治现 象、事件和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众多研究者为理论的扩充和发展提供了大量可 靠证据，使之成为探讨和研究政治与“常态”偏离的重要手段（孙晨光、苗波， 2017）④。在抗议性投票概念的实践运用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 Southwell 和 Eve rest（1998）通过对 1992 年美国总统选举的研究，探讨了选民疏离感如何导致抗 议性投票及不投票行为，认为抗议性投票反映了选民对体制的疏远和对参与效能 ⑤ 感的低落 。 另一方面，实际上抗议型投票的概念有着极强的理论外延，是一系列理论问 题、政治现象的综合性的产物。Massetti (2015) 则通过对 2014 年欧洲议会选举 的分析，发现南欧国家的选民更多地选择弃权或投票支持边缘化的政党，以此作 为一种抗议表达。这些研究表明，抗议性投票的形式并非单一，而是多样化的， ⑥ 具体表现取决于选民的情绪以及特定的政治情境 。在此基础上，另一更具创新 ① Damore, David F., Mallory M. Waters, and Shaun Bowler. "Unhappy, Uninformed, or Uninterested? Understanding 'None of the Above' Voting."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vol. 65, no. 4 (2012), pp. 895-907. ② Myatt, David P. "A Theory of Protest Voting."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127, no. 603 (2017), pp. 1527-1567. ③ Alvarez, R. Michael, D. Roderick Kiewiet, and Lucas Núñez. "A Taxonomy of Protest Voting."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1 (2018), pp. 135-154. ④ 孙晨光,苗波.“抗议性投票”理论是否仍然适用于欧洲激进右翼政党研究?——一种社会动因的视角[J]. 新视野,2017,(01):101-107. ⑤ Southwell, Priscilla Lewis, and Marcy Jean Everest. "The Electoral Consequences of Alienation: Nonvoting and Protest Voting in the 1992 Presidential Race." The Social Science Journal, vol. 35, no. 1 (1998), pp. 43-51. ⑥ Massetti, Emanuele, "Protest Voting and Abstention: The 2014 European Elections in Southern Europe," South 4 性和对当今时代适应性的运用是 Kselman 与 Niou（2011）在对多数制选举中的 抗议性投票进行研究时提出，选民通过支持不太可能获胜的候选人来表达他们对 主要候选人或政党的不满，这被称为选民的“信号行为”（Kselman & Niou, 2 011） 。“信号行为”的提出实际上带有极强的政治符号含义，实际上代表了政 ① 治外延的“亚政治空间”（指非政治生活与政治的杂糅）；这种行为所透露的是 与日俱增的对于政治模式的愤怒和不满，而更为严重的是在政治空间中难以得到 宣泄的情感将通过重新塑造一个“亚政治空间”的形式表现出来。例如，嬉皮士、 朋克风和梦核创作都是此“亚政治空间”的表现。另一方面，这种行为的另一重 表现，就是愈演愈烈的民粹主义浪潮和非正式政治参与的崛起。 2. 抗议性投票的影响与影响机制 抗议性投票对选举结果、政党系统及政治稳定性有着深远的影响。在早期研 究中，由于欧美民主选举制度已经高度发达，民粹主义和政治极化的主题尚未成 为政治学界比较关注的主题，所以对于抗议性投票的研究大多集中于中东欧、拉 美和非洲等处于过渡民主时期的国家和地区。例如，Kostadinova 与 Power（200 7）研究了拉丁美洲和东欧过渡民主中的投票行为，认为抗议性投票在民主化初 ② 期导致了较低的选民参与率，因而削弱了民主的合法性 。Carlin（2006）则通过 ③ 对智利的研究发现，抗议性投票的增加与公民对政治体制信任的下降密切相关 。 还有学者基于来自拉美地区的数据研究了抗议性投票对选举后权力分配的影响， 提出抗议性投票会增加权力分享的不确定性，使得政党之间的谈判更加复杂，进 而影响治理的稳定性（Herrera, Morelli, & Palfrey, 2014） 。Thies（1998）通 ④ 过分析日本的单记不可让渡投票制（single--nontransferable vote，简称 SNTV）， 发现抗议性投票增加了党内竞争的成本，导致政党在选举中更难以维持内部团结 ⑤ 。在多数制选举背景中，有学者指出，抗议性投票的战略性使其对选举结果具 有潜在的扭曲作用，特别是在竞选者得票接近的情况下，抗议性投票可能会改变 最终的选举结果（Kselman & Niou, 2010） 。 ⑥ 在民粹主义研究的视野下，对抗议型投票的研究深入到更加细节的心理反映 European Society and Politics, vol. 20, no. 3 (2015), pp. 289-309. ① Kselman, Daniel, and Emerson Niou. "Protest Voting in Plurality Elections: A Theory of Voter Signaling." Public Choice, vol. 148, no. 3-4 (2011), pp. 395-418. ② Kostadinova, Tatiana, and Timothy J. Power. "Does Democratization Depress Participation? Voter Turnout in the Latin American and Eastern European Transitional Democracies."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vol. 60, no. 3 (2007), pp. 363-377. ③ Carlin, Ryan E. "The Decline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 Electoral Politics in Post-Authoritarian Chile." Democratization, vol. 13, no. 4 (2006), pp. 632-651. ④ Herrera, Helios, Massimo Morelli, and Thomas Palfrey. "Turnout and Power Sharing." Economic Journal, vol. 124, no. 574 (2014), pp. F131-F162. ⑤ Cox, Gary W., and Michael F. Thies. "The Cost of Intraparty Competition: The 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 and Money Politics in Japa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31, no. 3 (1998), pp. 267-291. ⑥ Kselman, Daniel, and Emerson Niou. "Protest Voting in Plurality Elections: A Theory of Voter Signaling." Public Choice, vol. 148, no. 3-4 (2011), pp. 395-418. 5 和认知心理学范畴，增强了基于政治心理学的对民粹主义的解释力。抗议性投票 对民粹主义的崛起有着直接的推动作用。这种不满情绪使得许多选民转而支持那 些反对政治精英的民粹主义候选人，导致民粹主义政党在欧洲迅速兴起。此外， 爱德华兹(De Vries & Edwards，2009) 在探讨经济危机的影响时，指出经济不 安全感显著增加了抗议性投票的概率，特别是在经济困难时期，选民更倾向于投 ① 票支持那些以挑战现状为旗帜的候选人 。此类研究表明，抗议性投票不仅是一 种选举行为，也可能对政治格局和政策制定产生深远的影响。此外，抗议性投票 与第三方候选人的支持密切相关。Devine (2018) 针对 2016 年美国总统选举的研 究指出，第三方候选人常常吸引那些对主要政党不满的选民，这一现象尤其在美 国这样的两党制国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类似地，Mayer (2018) 通过对 2017 ② 年法国总统选举的研究发现，尽管抗议性投票并不一定会直接导致第三方候选人 ③ 获胜，但其作用在于对主流政治势力施加压力 ，迫使其对选民的诉求作出回应。 抗议性投票的研究揭示了选民在面对政治失望或不满时的行为模式，其动因既包 括经济因素如经济不安全感，也涉及社会心理因素如对政治精英的疏离感和不信 任。这种行为不仅通过对传统政治势力的挑战体现选民的不满，还在一定程度上 为民粹主义的崛起和第三方政治力量的发展提供了助力。未来的研究应更多地关 注抗议性投票的长期影响，尤其是其对民主制度稳定性以及政策走向的潜在影响， 以便更好地理解这种选举行为在现代民主中的地位与意义。 二、 研究假设与研究框架 （一） 经济预期、风险偏好与抗议性投票 抗议性投票作为一种独特的选举行为，近年来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这 种现象表现为选民在感到对现有政治体制不满或疏离时，通过投票支持非主流政 党、空白票或废票来表达他们的抗议态度。抗议性投票的动因可以从选民的疏离 感，来自族群、文化、宗教以及经济状况的不满情绪和对现有政治精英的不信任 等方面进行解释。 在探讨投票行为背离政治立场的原因时，经济状况和风险偏好被认为是关键 因素。投票背离行为在此被定义为一种“抗议性投票”，即选民选择与自身政治 立场不一致的候选人或政党，以表达对现状的不满。威尔逊 (Wilson, 2008) 在 拉丁美洲的研究中指出，空白票和废票往往是选民抗议的主要手段，尤其是在对 政府普遍不满的情况下。研究表明，选民的经济状况对其投票行为有重要影响。 ① De Vries, Catherine E., and Erica E. Edwards, "Economic Crisis and Protest Voting in the European Union," Electoral Studies, vol. 28, no. 2 (2009), pp. 166-176. ② Devine, Christopher J., "Protest Voting in the 2016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The Role of Third-Party Candidates," American Politics Research, vol. 46, no. 4 (2018), pp. 683-709. ③ Mayer, Nonna, "Understanding Protest Voting: Evidence from the 2017 French Presidential Election," French Politics, vol. 16, no. 3 (2018), pp. 237-255. 6 当个人或国家的经济形势恶化时，选民更倾向于进行抗议性投票，以表达对现任 ① 政府的不满 。克尔·麦克库恩（1981）指出，美国选民的投票决策受到国家经 济走势的显著影响，这种影响被称为“回顾性经济投票”，即选民根据过去的经 ② 济表现对政府进行评价 。这种观点在多个国家的选举研究中得到了支持，例如 Hibbs（2006）在研究美国总统选举时发现，经济状况的变化对选民的选择有显 ③ 著影响 。在国内的研究中，比较相近的概念是运用基础选举加以对照。如臧雷 振和孟天广（2013）分析了农村基层民主选举中的经济投票行为，发现经济因素 在选民投票决策中起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农村地区，经济状况对选民的选择有 ④ 较强的导向作用 。此外，Hobolt（2016）在研究英国脱欧公投时发现，经济不 安全感促使选民支持脱欧，体现了经济状况对投票行为的深远影响。而 Margalit （2019）在研究欧洲多个国家的选民行为时，也发现经济危机时期，选民更倾向 ⑤ 于支持民粹主义政党，以表达对主流政党的不满 。因此，在多数情况下，经济 状况的变化可能导致选民背离原有政治立场，进行抗议性投票。我们据此提出假 设： H1a：经济状况显著影响投票行为背离。 另一方面，由于经济状况能够与风险偏好进行联系，且风险偏好是影响投票 行为的重要心理因素。高风险偏好的选民更倾向于支持激进或非传统的候选人或 政党，以寻求改变现状。卡内曼和特沃斯基（1979）的前景理论指出，个体在面 对损失时更倾向于冒险，这可能导致他们在投票时选择与自身政治观点不一致的 ⑥ 选项 。Canovan（1999）在研究民粹主义政治时指出，高风险偏好者更容易被民 粹主义候选人的激进主张所吸引，进而背离传统政治立场 。Scholz 和 Lubell（1 ⑦ 998）研究了风险偏好对政治信任和合作的影响，发现高风险偏好者更可能采取 非传统的政治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一些选民会选择与其长期政治信 ⑧ 仰相背离的候选人 。在中国的研究中，王锋（2013）通过风险感知的系统性综 述探讨了风险态度对决策偏好的影响，指出风险偏好会影响个体的决策行为，特 ⑨ 别是在面对不确定性时，高风险偏好者更倾向于选择极端或激进的选项 。此外， Cao 等（2012）研究了风险偏好在群体决策中的作用，发现高风险偏好者更可能 ① Wilson, Carole J., "Blank and Null Voting: A 'Protest' or a 'Political' Act? Evidence from Latin America," Journal of Politics in Latin America, vol. 1, no. 3 (2008), pp. 65-93. ② 臧雷振.西方经济投票理论的批判性考察[J].浙江社会科学,2011,(07):128-134+160. ③ Hibbs, D. A. "Voting and the Macroeconomy." In R. E. Goodin,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④ 臧雷振,孟天广.中国农村基层民主选举中经济投票行为研究[J].社会科学,2012,(02):37-49. ⑤ Margalit, Y. "Economic Insecurity and the Causes of Populism, Reconsidered."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33, no. 4, 2019, pp. 152-170. ⑥ Kahneman, D., & Tversky, A. "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 Econometrica, vol. 47, no. 2, 1979, pp. 263-291. ⑦ Canovan, M. "Trust the People! Populism and the Two Faces of Democracy." Political Studies, vol. 47, no. 1, 1999, pp. 2-16. ⑧ Scholz, J. T., & Lubell, M. "Trust and Taxpaying: Testing the Heuristic Approach to Collective Ac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2, no. 2, 1998, pp. 398-417. ⑨ 王 锋. 当 代 风 险 感 知 理 论 研 究 : 流 派 、 趋 势 与 论 争 [J]. 北 京 航 空 航 天 大 学 学 报 ( 社 会 科 学 版),2013,26(03):18-24. 7  ① 采取极端行为，而这些行为往往与传统的政治立场背道而驰 。Mudde（2007） 在其关于欧洲民粹主义的研究中也指出，高风险偏好的选民更容易支持激进的民 ② 粹主义政党，以此来表达对现有政治体系的不满 。因此，高风险偏好群体更可 能背离自身政治观点，进行抗议性投票。因此，我们猜测，根据经济状况的不同， 诸如高收入群体等具备高风险偏好能力的群体更容易选择背离原来的立场。因此， 我们提出假设： H1b：高风险偏好群体更可能偏离自身政治观点进行投票。 我们的假设认为，抗议性投票是选民因对现有政治体制不满而通过支持非主 流政党、空白票或废票等方式表达抗议情绪的一种行为。这种投票行为受经济状 况和风险偏好的影响。经济恶化常促使选民采取抗议性投票，以表达对政府的不 满，而高风险偏好（具备高风险偿付能力）的选民则倾向于支持激进或非传统的 候选人或政党，背离其原有政治立场。 （二） 政治信任与抗议性投票 研究表明，选民对现任领导人的评价直接影响其投票行为。当选民对领导人 的政治观点或施政表现感到不满时，可能采取抗议性投票，选择与自身政治立场 不一致的候选人或政党，以表达对现状的不满。Fiorina（1981）指出，美国选民 的投票决策受到对现任政府表现的评价影响，选民可能因对领导人的不满而改变 投票选择 。Hibbing 和 Theiss-Morse（2002）研究了美国选民对国会的不满，发 ③ 现这种不满情绪可能导致选民在选举中采取抗议性投票行为④。在中国的研究中， 贾奇凡等（2018）分析了选民对地方政府官员的满意度与政治行为之间的关系， 发现由于存在部分区别于正式官僚体系的“次生”政治系统，对官员的不满可能 ⑤ 导致选民在选举中支持不同的心理期望 。此外，同时，针对领导人而非政治集 体的意识形态认知也是民粹主义和政治极化研究中需要回应的一重大研究课题， 在此处纳入考虑有益于拓宽本研究的学术视野和扩大理论价值。因此，我们认为： H2：对当前领导人的政治观点显著影响投票背离行为。 除了对领导人的信任程度以外，许多研究表明，选民对选举机制的信任程度 直接影响其投票行为。当选民对选举的公平性、透明度和有效性持怀疑态度时， 可能采取抗议性投票，以表达对现有选举机制的不满。Norris（2014）指出，选 民对选举完整性的感知影响其投票行为，信任度低的选民更可能进行抗议性投票 ⑥ 。Beaulieu（2014）也强调了选举公正性的感知对选民行为的影响，指出选举舞 ① Cao, J., et al. "Risk Preference Similarity and Risk Preference Evolution in Group Decision Making." Journal of Systems Science and Complexity, vol. 25, no. 1, 2012, pp. 1-15. ② Mudde, C. "Populist Radical Right Parties in Europ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③ Fiorina, M. P. "Retrospective Voting in 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④ Hibbs, D. A. "Voting and the Macroeconomy." In R. E. Goodin,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⑤ 贾奇凡,尹泽轩,周洁.行为公共管理学视角下公众的政府满意度:概念、测量及影响因素[J].公共行政评 论,2018,11(01):62-82+220. ⑥ Norris, P. "Why Electoral Integrity Matter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8  ① 弊或不公正的感知会激发选民的抗议性投票行为 。Schedler（2002）研究了在选 举不透明环境下选民的行为，发现选民往往会通过投票来表达对选举不公的抗议 ② 。 在中国的研究中，刘欣和朱妍（2011）分析了社会阶层与基层人大选举的关 系，发现对选举机制的信任度影响选民的投票行为，特别是在基层选举中，选民 ③ 对选举程序的公平性和透明度的质疑会促使他们选择无效投票 。孟天广和宁晶 （2020）探讨了政治参与研究的发展，指出选民对选举机制的印象影响其参与方 式和投票选择，特别是在面对不公正的选举环境时，选民更倾向于选择背离其原 ④ 有政治立场的候选人，以此来表达对选举制度的不满 。此外，易承志（2019） 在对选举信任的研究中发现，选民信任程度的认知会显著影响其投票选择，尤其 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包括选举机制的公正性认知在内的政治信任对选民行为的 ⑤ 影响尤为明显 。因此，选民对选举机制的印象显著影响其投票行为，当选民对 选举的公平性、透明度和有效性持怀疑态度时，更可能背离原有的政治立场，进 行抗议性投票。据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3：对选举机制的印象显著影响投票背离行为。 根据对既有文献的总结和梳理，抗议性投票是一种独特的选举行为，选民通 过支持非主流政党、投空白票或废票来表达对现有政治体制的不满；其集中体现 可以通过在选举中对自身观点背离（也就是政治上的“自暴自弃”来代理）。文 献综述显示，抗议性投票受经济状况、风险偏好、政治信任以及对选举机制的信 任等因素的影响。同时，Ansolabehere 和 Schaffner（2014）的研究认为，由于不 ⑥ 同群体对于政治立场和政治参与的偏好不同 ，一般意义上的人口学变量和政治 参与也会对投票行为产生一定影响，故在本研究中充当控制变量。本研究旨在通 过以下四个主要假设来探讨抗议性投票和投票背离行为因素。 表 1 研究假设 假设 文献 H1a:经济状况与投票行为背离 经济状况显著影响抗议性投 票行为。当经济状况恶化时，选民更可能采取抗议性投票， Lewis Beck & Stegmaier, 2000； 以表达对现任政府的不满。 Hibbs, 2006；Hobolt, 2016 H1 H1b:风险偏好与抗议性投票 高风险偏好的选民更倾向于支 Canovan, 1999; Scholz & Lubell, 持激进或非传统的候选人或政党，以寻求改变现状。高风险 1998; Mudde, 2007 选民更可能背离其政治立场以进行抗议。 H2 对领导人的信任与投票行为背离 选民对现任领导人的评价 Fiorina, 1981；Hibbing & Theiss- ① Beaulieu, E. "From Voter ID to Party ID: How Political Parties Affect Perceptions of Electoral Integrity." Electoral Studies, vol. 35, 2014, pp. 24-32. ② Schedler, A. "The Menu of Manipulat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3, no. 2, 2002, pp. 36-50. ③ 刘欣,朱妍.中国城市的社会阶层与基层人大选举[J].社会学研究,2011,26(06):34-58+242-243. ④ 宁晶,孟天广.成为政治人:政治参与研究的发展与未来走向[J].国外理论动态,2019,(11):80-91. ⑤ 易 承 志. 政 治 信 任 与 内 在 效 能 感 对 基 层 选 举 投 票 的 影 响 [J]. 华 中 师 范 大 学 学 报 ( 人 文 社 会 科 学 版),2015,54(06):16-26. ⑥ Ansolabehere, S., & Schaffner, B. F. (2014). Does Survey Mode Still Matter? Findings from a 2010 Multi-Mode Comparison. Political Analysis, 22(3), 285-303. 9  显著影响其投票行为。当选民对领导人的政治观点或施政表 Morse, 2002；Zhang, 2024 现感到不满时，更可能背离其政治立场，进行抗议性投票。 对选举机制的信任与投票行为背离 选民对选举机制的公平 性、透明度和有效性的感知也会影响抗议性投票行为。当选 Norris, 2014；Beaulieu, 2014；Li H3 民对选举过程缺乏信任时，更可能采取抗议性投票来表达不 u & Zhu, 2011 满。 三、 指标设计与模型设计 （一） 数据清洗与预处理 在本研究探讨的变量关系中，如何测量政治极化程度、策略性投票指标存在 是主要需要考量的问题。同时，还需要考虑到数据来源的准确性、代表性。一方 面，由于本研究将研究视域集中于较大尺度的拉丁美洲地区，因此要求数据应当 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另一方面，由于本研究立足的视角比较宏观，需要对数据集 个案数量提出进一步要求；出于对数据拟真贴近现实的考虑，还需要对数据所涉 的测量方法（如量表等）有较高的要求。在进行研究数据选择的同时，本研究还 进一步发现，由于本研究形成了由“投票行为”的微观政治行为向宏观社会投射 的“喇叭状”变量结构。这一特征在对于截面或是时间面板数据的选择上发挥了 重要作用。从研究方法论上来说，对于本研究，面板数据缺乏微观数据的来源， 在个案样本追踪上也也不太具有实操性；同时，直接引用 Worldbank 宏观面板数 据一方面不仅将磨灭个体差异，也偏离了行为选择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由于 政党立场等主要变量与宏观面板经济数据的关系尚无定论，面板数据在本研究中 的不当使用还可能进一步造成了由宏观数据造成的对微观变量（如未来生活预期、 风险偏好）的因果混淆和内生性问题。 根据实际需要和通盘考虑可能数据，本文主要选用了 Latinobarometro（拉丁 地区晴雨表） 在 2023 年 3、4、5 月在拉丁美洲 17 个国家所做的社会观点调查。 ① 该调查产生的数据包含来自阿根廷等国家的共计 19205 份样本（每个国家样本数 量介于 1000~1204 份之间）。该数据包含从社会生活、政治观点等多维度考量的 问题设置，包含多个离散和连续变量值，能够对上文所述的研究变量有较好的覆 盖效果。为了从数据集中选取我们需要的问题用以数据和指标构建，我们对 Latinobarometro2023 提供的参考问卷进行了逐一整理，选取其中符合研究变量的 问题（见表 2）。 ① Latinobarómetro：https://www.latinobarometro.org/lat.jsp 10  表2 “拉丁晴雨表”问卷梳理 变量 问题 数据格式 P8STGBS. In the next 12 months, do you think your economic 1-5 经济预期 situation and your family will be much better, a little better, （Much worse-Much better） about the same, a little worse or much worse than now? P43STGBS.A If elections were this Sunday, which party would 投票态度 对应编码政党 you vote for？ P16ST. In politics, people normally speak of “left” and “right”. 0-10 政治立场 On a scale where 0 is left and 10 is right, where （Left-Right） would you place yourself? 1-5 施政表现 P13ST.I Confidence in The President （A lot-No trust） 1-4 改革意愿 P3N Need to improve the society in which we live. （No-Yes） 年龄 EDAD Age 年龄 S11 What level of education do you have? What was the last 受教育程度 year you completed? What sort of technical school, what sort 教育年限 of institute, etc.? 宗教信仰 S1 What is your religion? 对应宗教/教派政党 性别 SEXO Sex 性别 S2 People sometimes describe themselves as belonging to a 1-5 阶级 social class. Would you describe yourself as belonging to？ （Upper class-Lower class） 在通过原始问卷梳理获得数据分析的思路后，本研究对主要研究变量、控制 变量内涵和产生进行了剖析。初始数据包括经济预期、投票态度、政治立场、改 革意愿、人口因素（包括年龄、受教育程度、宗教信仰、性别、阶级）及其对投 票行为的影响。经济预期是影响选民投票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通过 P8STGBS 问题进行测量，即未来 12 个月选民对其经济状况和家庭情况的预期（1-5，表示 “差很多”到“好很多”）。投票态度直接影响选民的选举行为，使用 P43STG BS.A 问题衡量，如果选举在本周日举行，选民会投哪个政党（对应政党的编码）。 政治立场代表了选民在政治光谱中的位置，采用 P16ST 问题测量，要求选民在 一个从 0（左派）到 10（右派）的刻度上标出自己所处的位置（0-10，表示“左 派”到“右派”）。选民对社会改革的支持态度是影响其投票行为的重要因素， 通过 P3N 问题来衡量，询问选民是否认为需要改善当前社会（1-4，表示“没有” 到“需要”），用以代表政治谱系中常见的 Conservative-Progressive 分异。人口 ① 因素是影响投票行为的重要背景变量，包括年龄（通过 EDAD 问题获取）、受 教育程度（通过 S11 问题获取，记录选民的教育水平和完成的教育年限）、宗教 信仰（通过 S1 问题获取，对应宗教/教派编码）、性别（通过 SEXO 问题获取） 以及阶级（通过 S2 问题获取，询问选民属于哪个社会阶级，1-5 表示“上层阶 级”到“下层阶级”）。本研究设计的变量指标旨在全面捕捉影响抗议性投票的 各个方面，通过对经济预期、投票态度、政治立场、改革意愿以及人口因素的系 统测量，以验证本研究的假设，深入探讨选民投票背离行为的动因及其影响机制。 ① 指“进步主义-保守主义”的划分方式。 11  我们基于 Wikipedia 对 P43STGBS.A 问题所牵涉到的 194 个政党的政治立场 进行编码，编码形式为 1-4 分别代表极左、左、右、极右。之后，参考 P16ST 问题的 10 分制量表形式，对 1-4 量表进行处理得到 0、2、8、10 四个值。我们 还对本次调查时间内（2023 年 3、4、5 月）的各国领导人情况进行了调查，同 样使用 Wikipedia 对其政治立场进行了手工编码（见附表 1）。最终得到的变量 信息如下表（见表 3）所示。 表 3 变量及测量方法 含义 测量方法 变量类型 被解释变量 手动编码的政党立场与受访者立场处于 是/否 （抗议性投票）投票背离行为 相反两端时认定为投票背离行为（抗议 （1/0） 性投票） 解释变量 经济预期 由问题 P8STGBS 测定 连续变量 手动编码的领导人立场与受访者当前政 对当前领导人态度距离 连续变量 治立场的距离 改革意愿 由问题 P3N 测定 连续变量 人口特征控制变量 年龄 由问题 EDAD Age 测定 计数变量 性别 由问题 SEXO Sex 测定 0-1 变量 受教育程度 由问题 S11 测定 分类变量 宗教信仰 由问题 S1 测定 分类变量 在数据初始结构的处理中，出于研究的现实需要我们对原始数据进行了处理， 在删去空值、无效值后共得到有效样本 7219 个。参考有关区域国别研究的相关 知识和对于民主政治研究的有关经验，我们还删除了占比较大、可能具有较强误 导性的来自委内瑞拉的样本。需要注意到，自 2018 年大选以来，委内瑞拉政局 已经陷入了无休止的混乱之中，在基本人权悬危的此种危难情况下，笔者认为来 自该国的数据较难真实反映受访者真实想法和该国国内政治条件。此外，删去的 来自委内瑞拉的样本约占样本总数的 5.7%，可以认为基本不会对数据有效性产 生太大的负面影响。 （二） 数据分析和模型构建 为了探索影响抗议性投票和投票行为偏离的因素，本研究选择了逻辑回归模 型（logit 模型）进行分析。Logit 模型适用于因变量为二分变量的情况，例如投 票行为偏离的二元性质（编码为 1 表示偏离，0 表示不偏离）。本研究的目的是 确定多个解释变量（如经济预期、对现任领导人的态度和改革意愿）对参与抗议 性投票的可能性的影响。考虑到因变量的二元性质，logit 模型提供了概率解释， 是研究此类投票行为的最合适分析工具。与线性回归模型相比，logit 模型将结果 变量的概率转化为对数几率，这使其在因变量为分类变量的情况下更好地拟合， 并确保预测值位于 0 和 1 之间，同时为研究提供自变量对观察结果发生几率的方 向和显著性的信息。 12  本研究所提出的模型包括以下变量：因变量为投票行为偏离（即抗议性投票）。 自变量包括经济预期（通过问题 P8STGBS 测量）、对现任领导人的态度（基于 受访者与现任领导人立场之间的政治距离计算）和改革意愿（通过问题 P3N 测 量）。控制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和宗教信仰，以考虑人口统计学的 影响。得到 Logit 回归公式如下： p ln( )   0  1  经济预期  2  对现任领导人态度 3  改革意愿  4  制度信任    1 p 在本研究的公式中，p 表示样本发生抗议型投票的概率，左侧内容是其对数 几率。β1 到β4 为各自变量对投票行为偏离几率的影响。α是包含控制变量在内 的个体特质效果，误差项ϵ捕捉了模型中未观测到的随机变异。 四、 数据分析和模型验证 （一） 描述性统计 对 6029 个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分析显示了本研究采用数据的基本结构。在投 票背离行为方面，样本的最小值为 0，最大值为 1，平均值为 0.267，标准差为 0.442，中位数为 0。经济预期方面，样本得分在 1 到 5 之间，平均值为 3.474， 标准差为 1.085，中位数为 4，这表明大多数受访者对未来经济前景持较为乐观 的态度。当前领导人态度距离得分的范围是 0 到 10，平均值为 4.204，标准差为 3.004，中位数为 4，显示受访者总体上对领导人态度距离比较接近。改革意愿一 栏，平均值达到 2.756,中位数达到 3.000，说明受访者对于社会改革持有较高程 度的意愿。在制度信任方面，评分在 1 到 4 之间，平均值为 2.625，标准差为 1.005， 中位数为 3，表明受访者对选举制度信任水平总体中等偏上。 表 4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名称 样本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中位数 投票背离行为 6029 0.000 1.000 0.267 0.442 0.000 经济预期 6029 1.000 5.000 3.474 1.085 4.000 当前领导人态度距离 6029 0.000 10.000 4.204 3.004 4.000 改革意愿 6029 1.000 4.000 2.756 0.910 3.000 制度信任 6029 1.000 4.000 2.625 1.005 3.000 年龄 6029 16.000 93.000 41.811 16.459 40.000 性别 6029 1.000 2.000 1.474 0.499 1.000 教育程度 6029 1.000 17.000 11.048 3.905 12.000 13  名称 样本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中位数 宗教信仰 5955 1.000 97.000 17.132 34.898 1.000 个体控制变量中，年龄分布范围在 16 到 93 岁，平均年龄为 41.811，标准差 为 16.459，中位数为 40 岁，显示样本中的年龄主要集中于中青年群体。性别年 龄分布范围在 16 到 93 岁，平均年龄为 41.811，标准差为 16.459，中位数为 40 岁，显示样本中包含成年至老年的群体。在性别差异上，受访者的性别分为 1（男） 和 2（女），总体分布比较均衡。宗教信仰的多样性较大，其中天主教（Catholic） 信仰占较大比例。总体而言，描述统计显示该变量的数值分布较为分散。这些数 据为后续的多元回归分析提供了重要依据，有助于进一步探讨各因素之间的相互 关系及其对受访者态度的影响。 （二） 基准 Logit 回归 表 5、表 6 显示了主要自变量、因变量和控制变量的 Logit 基准回归结果。 据表显示，经济预期对结果的回归系数为 0.057，且在统计上显著（p